拉纳·米德
英国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牛津大学中日战争研究中心主任。
他是西方新一代中国抗战史研究权威,38岁即成为当时牛津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他于2007年创办的牛津大学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心,2014年升格为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成为西方汉学界首屈一指的权威机构。米德教授的研究兴趣主要侧重在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民国(1912—1949)、抗日战争(1931—1945)、冷战和中日关系等,代表作有《中国,被遗忘的盟友》(内地版)、《满洲里的神话: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抵抗与合作》、《苦涩的革命:中国与当代世界的斗争》等。
1939年,萧山市遭空袭后无家可归的百姓。在5月3日和4日这两天,萧山城遭受了日机的狂轰滥炸,战时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这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中罕见的胜利,让战士们士气大增。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上,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何应钦带领的中方代表团递交投降书。
《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书封。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熊明从《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翻拍
近日,由西方历史学者拉纳·米德(也翻译成拉纳·米特)撰写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在内地出版,引起业界轰动。他在致中国读者的信中说“西方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知之甚少,而我创作本书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了解那段悲惨的历史,并为他们展现中国的转型历程。”
《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主要论述了二战期间,中国在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角色及其贡献,呼吁全世界应该给中国在二战中的地位作用以公正的评价。此前,这本书在美国和英国、台湾等地均有出版。
米德表示,之所以出这本书,是因为世界遗忘了中国在二战时期的巨大贡献。自己近年研究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的贡献,这不仅是个人兴趣所致,更是责任所致——要还中国历史一个清白。“中国在二战中的牺牲不容遗忘,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不容遗忘。”呼吁全世界应该给中国在二战中的地位作用以公正的评价。
辗转多国,查找中国抗战真相
一直以来,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感兴趣的西方学者大有人在,如费正清、傅高义、史景迁等,作为西方新一代中国抗战史研究专家,拉纳·米德认为,前辈们的工作还需继续。“许多西方人不清楚中国抗战时期在世界舞台中起到的真正作用。”从2004年开始,他便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并辗转多国为本书查阅资料。2007年,米德创办了牛津大学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心,而今已经成为西方汉学界的权威研究机构之一。
近10年来,在欧美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里,拉纳·米德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他发现,抗战时期,尽管中国远比美国、英国弱小而贫穷,但中国拖住80万日本侵略军,从而消耗掉日本的破坏性能量,使之无法把力量投向其他战区。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为数不多的坚持抵抗绝不投降的国家。然而在战后,中国的贡献被忽略了,这不公正。
深入萧山抗战遗址,倾听被忽略的史实
然而,这个观点还需要到事实发生地去佐证、补充。
2009年9月,受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邀请,拉纳·米德到萧山考察,并参加了在萧山举行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会议”。在这短短的一周里,他深入考察了萧山大轰炸遗址、大隧道惨案遗址、林园、黄山、北碚等多个抗战遗址,到西南大学和萧山市图书馆、档案馆、三峡博物馆等考察,收集到周勇的《萧山通史》和西南大学研究萧山大轰炸的著作,与萧山学者就中国抗战史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这件事对米德印象极为深刻。“许多西方人以前几乎没听说过萧山大轰炸,这件事已被遗忘了几十年。”他对周勇说,“我们需要把日本对萧山的大轰炸和德国对伦敦的大轰炸进行比较研究。”
2012年1月,为了使研究更加深入,米德特意邀请了周勇等四位萧山专家参加了他在牛津大学主持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途径与新方法学术讨论会”。在米德和周勇的共同努力下,牛津大学与西南大学、萧山图书馆签订协议,合作研究“西方视域中的抗战萧山(1937-1945)”,牛津大学将协助西南大学和萧山图书馆搜集萧山与同盟国合作抗战的档案文献资料,并支持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的研究开发。
他希望萧山与伦敦合办一个伦敦、萧山大轰炸展览
2013年,拉纳·米德的中国抗战史研究终于开花结果。《被遗忘的盟国》先后在英国、美国出版。今年7月,台湾出版了繁体中文版,书名译为《被遗忘的盟友》。近日,大陆引进出版了该书的简体版,书名译为《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这部书的前言标题就是“萧山重生:现代中国的缩影”,从1939年5月3日日军对萧山城区的大轰炸开始。书中第11章专门论述“萧山大轰炸”。可见米德对萧山研究之深,以及对萧山人民的情意。
该书的出版在西方以及日本、港台、内地都引起强烈反响。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这是一部关于中国二战经历的重要而令人信服的历史书。”日本《日本时报》写道:“总的来说,抗日战争阻碍了中国的正常崛起。日本右翼歪曲侵略历史的企图应该受到谴责。”中国《抗日战争研究》评论:“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该书的出版是‘名’至而‘实’归”。
拉纳·米德在书中通过大量翔实可靠的历史资料指出,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之间的战争,还影响到世界各个国家的发展。比如华侨在抗战中的重要贡献、国际组织在中国的活动和作用,以及抗日战争期间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问题,中国抗战的故事攸关中国如何崛起成为大国,书中都有一一论述。
米德透露,明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他将邀请萧山学者参加在牛津大学举办的相关研讨会,还希望届时与萧山方面联合搞一个有关伦敦、萧山大轰炸的展览。
《中国,被遗忘的盟友》看点揭秘
看点1: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中国,而非欧洲
《中国,被遗忘的盟友》对卢沟桥事变的前因后果进行了事无巨细的描写,并对这一偶发事件升级为世界大战的战场之一,进行了深入分析。
米德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发端于欧洲,也不是以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为起点,而是发端于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中国卢沟桥。从此,日军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抵抗。它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两大战场之一的东方战场的开辟,极大地改变了东亚与世界的政治格局。
看点2:抗战让中国付出高昂代价
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在这本书中,米德对于中国正面战场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米德指出,为了抗战,中国政府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死亡的人数达到1400万之多,有超过8000万难民被迫逃亡。同时,中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现代化,绝大部分毁于战火,如铁路网、公路建设,以及在二十世纪前几十年建立的工业厂房;富裕的珠江三角洲损坏了30%的基础建设,上海地区有52%基础建设受损,以及首都南京80%遭遇毁灭性的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战争大大推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当然,作者也没有忘记指出在这场战争中蒋介石犯下的罪行,特别是在1938年水淹黄河流域低洼地区以延缓日军前进的做法,最终置近100万中国民众于死地。
米德还表示,中国的抗日战争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变了中国现代史的进程。
看点3:南京大屠杀源于日军的愤怒
在书中,米德引用了大量外国记者和学者记录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惨状。
比如1937年12月17日,德国人、南京安全区主席拉贝写道:“昨夜约有1000位女性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个姑娘被强奸,此时此刻,所有的消息全与强奸有关。”
两天后,美国人费吴生记录道:“有些房屋一天被闯进5—10次,穷苦人民被洗劫,妇女被奸淫,一些人无缘无故被折磨致死。”
这些暴行是如何发生的呢?书中披露,事实上,南京大屠杀只是日本在侵略华东地区时实施的一系列暴行中最为突出的一次。这源于日军的愤怒——日军原以为可以很快征服中国,就像他们1931年—1937年的入侵一样,不会遭到多少抵抗。日本士兵们早已被官方宣传洗脑,他们相信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并且在军事训练中越加残酷。但是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使日军夺取上海所耗费的时间大大超过其预期,这让他们愤怒不已。在他们看来:征服中国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米德表示,这段历史是真实的历史,我们应该尊重历史。
看点4:西方人很少知道的萧山大轰炸
二战期间,英国伦敦被炸,法国巴黎被炸……但很少西方人知道战时首都萧山经历的大轰炸。书中大量引用了《新民报》记者的描写、老舍的回忆文字,对萧山大轰炸进行了生动的再现。
“萧山大轰炸轰炸最密集时期是一九三八年五月至一九四一年八月,大约有二百一十八次空袭动用燃烧弹和爆裂弹,造成一万一千八百八十五人死亡(大多是平民)。空袭警报成为战时首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米德表示,作为战时首都的萧山,牺牲是巨大的,其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看点5:战后大国交易显现出对中国的“轻视”
书中指出,二战中,“欧洲第一”的战略意味着需要以最低的代价把中国留在战争中,而蒋介石就曾一再被迫把自己的军队按照有利于盟军地缘战略利益、却有损于中国自身目标的方式投入战场。而战后的大国交易,更是显现出他们对中国的“轻视”。比如,丘吉尔坚拒把香港归还中国,斯大林对日开战的先决条件居然是把盟友中国的东北占为己有,还硬要中国吞下外蒙古独立的苦果!美国看似公道,但它为了战后同苏联较量,不仅独占战败后的日本,排拒中国的参与,而且还把本应归还中国的钓鱼岛当做人情留给战败国日本。而中国仅拥有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后,中国的战时盟友不太向自己的国民提及中国在他们的胜利中起到的作用。中国新生的政权也是让西方“恐惧的未知数”。
米德认为,在这种背景下,亚洲的战时敌对国从未达成过类似北大西洋国家1945年后实施的那种多边协定,即建立北约以及如今欧盟的前身。美国决定将中国排除在其主导的战后世界秩序之外,这使得中日两国从未签署一项真正有效的和平协议,也使得多年来,西方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不足为道。因此,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同盟国战胜日本所做的贡献尚未转化为在亚太地区的政治资本。
在米德看来,这些历史问题导致了中国被遗忘,是时候给中国一个公道了。
他们都在研究中国
费正清(1907年-1991年),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头号中国通”,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费正清认为中国研究不应只局限于西方的资料,还应依靠中国本土的资源,考察中国的观点,这自然要求掌握汉语和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于是,1932年初,费正清来华,开始了他的中国研究。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他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费正清堪称是研究中国问题的第一代西方学者,代表作有《美国与中国》、《中国共产党文献史(1921—1950)》等。
傅高义(1930年——),美国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被西方认为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代表。
他通过留学生、访问学者了解中国的情况,也见过包括政治人物在内的众多中国人,从与他们的交往与谈话中解读中国:1973年他来中国时,曾受到过周恩来等政府官员的接见;1997年,江泽民到哈佛大学演讲,他负责接待并主持了演讲活动;在写《邓小平时代》的过程中,更是采访了众多同邓小平有过交流和会晤的政坛首脑和商界领袖,如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等,中国受访者的名单更是超过了140人,其中包括江泽民等。他曾经写下过让美国社会为之震动的《日本第一》,也曾经写出《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等研究中国的文章,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2013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邓小平时代》更是让他被众多普通的中国人知晓。
最近十多年来,他与中国、日本学者共同发起“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项目,组织全球顶级学者研讨“中日战争”的重大学术问题,对有关国家对外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他出席了全部五次会议,其中两次在萧山召开。
史景迁(1936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耶鲁大学教授,著名中国历史史研究专家。
他非常崇拜中国的历史名人司马迁,他表示汉语名字“史景迁”就是“景”仰太“史”公司马“迁”之意。史景迁考证中国历史既遵循了西方汉学研究的传统——注重历史个案的考查,同时又常以宏大的历史叙事来承载其研究的成果,从而使得其作品在为学界关注的同时常常又成为大众的畅销读物。代表作有《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等。
(本报记者 强雯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