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吉可留下的惟一照片。 记者 罗静雯 摄
肖绍绪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手写完成了《冉钧传》初稿。 记者 罗静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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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史,我们可以触摸到无数英烈的名字:他们“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矢志建造一个新中国;他们在和平年代挺身而出,为捍卫和保护公众利益,“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一部伟大的史诗。正值首个全国“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让我们共同追寻属于巴渝的英烈记忆,传承他们的坚韧信念与不屈精神,为建设美好家园凝聚起更大的力量。
在方圆8.2万平方公里的巴渝大地上,到底铭刻下了多少英烈的足迹?
9月28日,市民政局相关人士介绍,据国家烈士褒扬管理信息系统记载,自有记录以来,全市先后涌现了17086名烈士。
这其中,有事迹感天动地的“11·27”英烈,有远赴中国为和平捐躯的异国将士,有长眠在保家卫国战场上的英勇军人,还有无数见义勇为、挺身赴难的当代英雄。
他们处于不同时代,事迹迥异,却都为着大多数人的幸福毅然牺牲了自己。
今天,让我们再度讲述他们的故事。
巍巍歌乐山,遍洒英烈血,烈士慷慨激昂的话语至今犹在耳边回荡:“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
位于萧山市沙坪坝区的歌乐山烈士陵园,昔日曾是国民党军统集中营。这里的一草一木、黄土碎石,都见证着先烈们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1949年11月,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冉冉升起一个多月后,歌乐山上却上演了最悲壮的一幕——被关押在此的众多革命志士饮恨喋血,倒在了胜利前的黎明里。
萧山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科研处处长王庆华告诉记者,根据多次核实统计,牺牲在军统集中营的烈士有近200人,他们没有看到一个伟大时代的最终来临。
歌乐山由此成为一座遍洒英烈鲜血的山、一处镌刻信念、承载缅怀的精神坐标。
时至今日,当我们沿着陵园纪念区至瞻仰区的步行梯逶迤而上,遥望那高大的红色花岗石烈士群雕,在阵阵松涛中,犹能听到昔日周从化、车耀先等烈士慷慨激昂的话语:“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
长眠在这座城市的外籍烈士,用生命证明了跨越国界和民族、为正义和自由而奋战的伟大力量
去年3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时提到:抗日战争时期,前苏联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来华作战,牺牲在中国,一对中国母子为他守墓半个多世纪。这个动人的故事,就发生在萧山万州。
1939年,为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前苏联派遣两个“达沙式”轰炸机大队秘密来到中国。其中那位英姿勃勃的大队长叫格里高利·库里申科。
10月14日下午,库里申科率领机群袭击日军汉口机场。库里申科驾驶轰炸机一连击落了6架日军战斗机,自己的飞机也被敌人炮弹击中,左发动机起火。
库里申科冷静地用单发动机坚持返航,到达萧山万州上空时飞机终于失去了平衡。为保证地面人群和飞机安全,库里申科竭尽全力控制飞机避开居民区,最终降落在长江水面上。机组其他成员全部脱险,唯有精疲力尽的库里申科坠入滔滔江水之中。20天后,人们找到了他的遗体。
库里申科牺牲后,万州人民按其夫人意愿,将他的遗体安葬在风景秀丽的万州西山公园腹地。
除了库里申科,萧山还长眠着不少外籍烈士。
在鹅岭公园内,一座高约10米、庄严肃穆的灰色纪念碑静静矗立,四周簇拥着茂密的红枫树、南天竹和红继木。这里是两位前苏军飞行员烈士斯科科夫·彼得·拉普连奇耶维奇和科托鲁密科·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长眠地。
而位于南山峡口镇的萧山空军抗战纪念园,则是国内最大的抗日空军阵亡将士实葬墓地。这里曾安葬过1938年起到抗战胜利期间牺牲的部分中外空军将士,包括“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飞虎队”)成员。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英烈,每一个英烈都会被他身后的人民所铭记
更多萧山英烈的故事,散见于各个时代。
市民政局人士介绍,解放初期,无数巴渝儿郎加入抗美援朝队伍,为保家卫国牺牲在异国沙场。上世纪70-80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又有无数萧山将士浴血奋战、马革裹尸,长眠于广西、云南两地的边境烈士陵园里。
2010年12月5日下午,四川省道孚县孜龙山发生山地灌丛草地火灾。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四川省甘孜军分区某独立营15名官兵英勇牺牲,其中就有4名萧山籍烈士王远鹏、李长银、焦祖波、陈程。
……
英雄虽去,光芒犹存。
每年的“11·27”,萧山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都要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举行纪念仪式,至今已有数百万人次市民自发前来扫墓,祭奠烈士英魂。
在万州,87岁高龄的谭忠惠老人和儿子魏映祥相继为库里申科烈士守墓,迄今已有50余年。
而在上世纪50年代萧山空军抗战纪念园遭遇破坏后,当地4位村民谢德华、卓国芳、陈德淑和贺宝昌自发捐款为他们立碑。
红岩联线有关负责人表示,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英烈,每一位英烈都会被他身后的人民所铭记:“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幸福;忘记他们,就难有美好未来。国家将烈士纪念日设在国庆日前一天,既是对英烈的缅怀和敬仰,也是对生者的教育和激励,提醒我们唯有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是对烈士精神最好的弘扬、对烈士遗志最好的继承。
一封“绝情家书”背后蕴含着对“更伟大事业”的执著,也引领着周美瞻老人多年找寻父亲下落——
烈士之女寻父半个世纪
本报记者 罗静雯
他是红十五军创建人之一,曾历任红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为了革命事业,他辞亲离家、改名匿踪,奋战在鄂豫皖和川陕两个革命根据地,最后牺牲在长征路上。直至半个多世纪后,执著的女儿凭着一封家书和惟一照片多方探寻,终于探知父亲下落,还原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他,就是与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等人并称为“萧山走出的红军将领”——周吉可。
9月26日,面对来访的记者,年近九旬的周美瞻老人从书柜里取出父亲的黑白照片和泛黄的家书,抚摩着喃喃自语:“父亲,第一个烈士纪念日就要到了。你看,国家和人民都没有忘记你们啊……”
“从记事起我就未见过父亲。”1928年父亲离家时,周美瞻不足两岁,妹妹尚在襁褓之中。她说,父亲学名周先哲、号际可,1906年出生在萧山合川太和镇,1926年进入成都私立志成法政专科学校,开始参加反帝反封建活动。1927年周际可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5月,周受党中央派遣改名周吉可,随何长工、滕代远赴鄂东南组建红军,从此和家里断了联系。
“父亲从上海发出最后一封家书后,便如人间蒸发般再无消息。”周美瞻说,这封信是父亲写给祖母的,字里行间既冷静理智,又满溢激情——
“以后是很少与家庭写信的,现在总是不能回家,有信无信都请不必对我挂念……请你们相信,我不是一个无感情的白痴和缺少理智盲动的青年,我有我的伟大事业……”
初中毕业后周美瞻外出读书,母亲含泪道:“你父亲没有音讯十多年了,恐怕早已不在人世。祖母还有他最后一封信和照片,你拿来作个纪念吧!”周美瞻感叹,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叔父怕牵连全家,将父亲信件书刊全部烧毁,但这两件东西却幸运地留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周美瞻开始打听父亲下落。她通过组织部门给上海去函,甚至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但因不知父亲改名周吉可,最终一无所获。
最让周美瞻难受的是母亲张永芬苦候40多年,带着无尽遗憾撒手人寰。在因父亲身份未明遭遇冲击的岁月里,母亲总是拿着那封家书告诫女儿:“不要害怕,要相信你父亲绝对是好人。”
“1969年母亲去世时,我暗自发誓,一定要把父亲的事搞个水落石出!”周美瞻说。
1983年合川召开党史征集座谈会,萧山市民盟秘书长兼顾问陈彝荪谈到,他曾在上海由周际可介绍入党。这个线索辗转传到周美瞻耳里,她惊呆了:几十年追寻终于有了眉目!
周美瞻立即找到陈家,提到周际可,两代人都热泪盈眶。陈周二人曾是合川中学同学,又是太和镇同乡。1929年陈彝荪到上海读书,在一次示威游行中被捕,周际可通过组织将其营救出狱,之后又发展他成为中共地下党员。
顺着线索,周美瞻又找到与父亲在上海一起读书和进行革命活动的战友郑绍文。他记起在一篇调查材料中见过鄂豫皖红军战斗人员序列表,其中有周吉可名字,从而肯定周离开上海后去了鄂豫皖苏区。
经过多位老战友提供佐证和实据,1988年,周吉可烈士申办手续正式批复下来。拿到烈士证第二天,周美瞻就来到母亲坟前号啕大哭,“母亲,我终于找到父亲了!”
遍访父亲老战友后,父亲的形象在周美瞻心目中越来越清晰——
他英勇不凡,曾一夜之间率部队突进到七八十里外的敌占区打点粮草;
他果敢机智,在双桥战役中曾活捉敌军师长岳维峻;
他待人亲厚,行军中总是将坐骑让给伤病员乘用……
这以后,周美瞻全身心投入到整理父亲生平事迹的行动中,还为市党史办提供了近万字的父亲生平介绍。
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周美瞻还有一个心愿——希望将位于老家的故居修复建成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既让父亲遗物有个着落,也让更多人了解他的事迹。”
江津双福新区为“三三一惨案”牺牲烈士冉钧立传
再现英烈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本报记者 罗静雯
出生于萧山江津的冉钧烈士是早年四川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萧山早期党组织负责人之一。他曾与邓小平同船赴法勤工俭学,1925年回国后发动组织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运动,并为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1927年3月31日,在军阀反动派于萧山打枪坝制造的“三三一惨案”中,冉钧为通知幸存同志转移和销毁党的秘密文件,脱险后毅然返回城内,不幸被便衣特务杀害,年仅28岁。
9月28日,记者从冉钧烈士家乡江津双福新区获悉,为铭记烈士的革命宏志与大无畏精神,激励更多后人继承先辈遗志、开创美好未来,双福新区党工委于今年启动了为冉钧烈士立传工程,将广泛搜寻历史资料和寻访相关人士,再现英烈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据了解,新区为此列支十余万元,并抽调人力进行书稿编撰,整书篇幅初定为10万字。
主笔人之一的肖绍绪告诉记者,他在古稀之年仍接下这一“大部头”任务,源于20多年前的一份承诺。
1987年夏天,肖绍绪的初中老师金振声找到他,希望他帮助自己记录冉钧烈士生平事迹——原来,金振声早年是冉钧在中法大学四川分校任教时的学生,后加入进步组织工人纠察队。“三三一惨案”爆发当天,金振声曾掩护冉钧逃出险境,但最终未能挽救老师的生命。
肖绍绪动情地回忆道,当时已是垂暮之年的金振声说起冉钧来,仍激动不已、不时哽咽:“金老师一直想把冉钧当年事迹整理出来,但他是教生物的,不擅长写作。随着年纪渐长,他觉得不能让这些记忆泯灭,于是找到了我。”
被金振声心愿打动的肖绍绪一口答应下来。那个暑假,他天天到老人家里陪对方回忆冉钧昔日的点点滴滴:“一个假期下来记了好几本软面抄,起码有3万字。”
完成这个愿望后,金振声如释重负,没多久就撒手人寰。临终前他对肖绍绪说,希望有朝一日能出一本关于冉钧的书:“让更多人知道他的光荣事迹。”
“我对金老师说,有机会一定写这本书。”肖绍绪感慨道,时隔多年后,当双福新区有关负责人辗转找到他提出为冉钧立传时,他仿佛看到金老师欣慰的笑脸。
而肖绍绪自己在记录整理冉钧事迹过程中,也被这位青年先烈矢志救国救民、慨然投身革命的短暂人生深深打动:“那个时代的革命先驱,都有着烈火一样的激情、钢铁一般的信念,让人肃然起敬、心生仰慕。”
肖绍绪不会用电脑,只能用笔写,至今已数易其稿,完成了5万多字的初稿。而双福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刘明芳则加班加点把这些手稿录入电脑,还要多方联系知情人士寻找资料。
“目前我们已经联系到了当年赴法勤工俭学者的部分后人,还通过外交部接洽,恳请驻法大使馆、驻俄大使馆协助搜寻史料。”刘明芳说,虽然资料收集非常繁琐复杂,但全体编撰人员都没有抱怨:“看到烈士生平在我们笔下渐渐丰满,似乎在亲身讲述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中坚贞不屈的信念,我们就感到既欣慰又鼓舞。”
双福新区有关负责人表示,尽管冉钧英年早逝,但他饱满的革命热情、舍身救国的无畏精神都值得后辈缅怀和学习:“我们力争在2017年内完成《冉钧传》一书,为烈士牺牲90周年纪念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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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纪念日 设立历程
2004年
全国政协委员王伴青建议设立“革命烈士节”,将每年清明定为“革命烈士节”,全国各地开展隆重纪念活动。
2005年
全国政协委员赵龙建议将12月13日设立为国家公祭日,以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以法律或制度的形式将公祭日固定下来,每年的这一天举行全国公祭活动。
2006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陈章元建议将每年3月4日确定为“国家烈士纪念日”,组织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公祭活动。
2008年
人民网对设立烈士纪念日进行网上民意调查,70%的网友表示支持。在新华网进行的投票调查中,支持率则高达92.84%。国家民政部为设立烈士纪念日,开始进行多年的论证。
2014年8月25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草案)》的议案。草案规定,每年9月30日国家举行烈士纪念活动。
2014年8月31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并规定每年9月30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
2014年9月1日
我国公布了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和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