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畔中国守军防区内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日军借口失踪一名士兵,无理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防守的宛平城搜索,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日军遂向位于桥东的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攻击,挑起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中国守军第29军官兵在日军蛮横无理的挑衅和攻击下,忍无可忍,奋起抗击,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图为驻守北平宛平城的中国军队奔赴卢沟桥抵抗日军。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图为守卫卢沟桥的29军士兵抵抗日军入侵。
1937年7月28日,日军大举进攻北平。驻守北平的国民党第29军奋起抵抗。图为北平市昌平南口火车站门前等待开赴前线的中国士兵。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记者 王经国)77年前的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只是其称霸世界的第一步。”国防大学教授舒健说,“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把中国变为殖民地,进而吞并亚洲,直到称霸世界。”
1936年,日本天皇批准了新改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随后,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地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这充分暴露了日本妄图称霸世界的野心。”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孟祥青说。
然而,帝国主义的美梦被中国军民的奋起抗战击碎了。军事科学院军史专家贺新城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扬言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可仅在上海,中国军队就与他们血战3个月;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武汉会战的4个半月里,日军付出了10余万人死伤的代价……”
“中国战场的持久抗战阻滞了日本的计划,粉碎了德日东西夹击苏联以及会师中东的计划。”孟祥青说。
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急切期望日军能尽快从远东进攻苏联,以形成两翼夹击之势。可日军心有余而力不足,“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战场始终牵制住了100万左右的日本陆军主力。抗战末期,日本陆军还有64%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上。“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中国是开辟反法西斯战场最早、抗击法西斯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国家。”孟祥青说。
“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不仅打乱了法西斯全球战略计划,为苏美英等盟国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同时也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胜做出巨大贡献。”舒健说,“这是得到世界肯定的。”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也曾说: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苏联著名将领崔可夫元帅在其回忆录中说:“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
“中国的贡献不止于此。”贺新城说,“那个时期,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东亚国家大都是殖民地国家。在抗战中,中国提出了非殖民化的主张,这是一个仗义之言。”这不只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亚太地区人民的命运。二战后,这些国家纷纷走上了为主权独立而斗争的道路,并最终摆脱了殖民统治。“中国是希望所有国家都摆脱殖民统治,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希望将亚太地区和西方殖民地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这一点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贺新城说。
我的抗战
葛禹平在安徽省立医院的病房内(7月1日摄)。葛禹平,1924年出生,江苏宿迁人,现居安徽合肥。1940年葛禹平加入到抗战的队伍中,主要负责新四军三师在地方上的后勤和青年学生的动员工作。葛禹平老人说,自己经常会回忆起当年的那些和自己一样的青年学生们,他们都怀着拯救国家于危难的抱负,积极投身到抗日的最前线去,但有的同学去了前线后就再也没能回来。他说在那样的特殊时期,青年学生的一腔爱国热情、献身抗战的抱负让人钦佩。新中国成立后,葛禹平老人在安徽省内多个县市工作直至退休。
投影照片为1942年新四军三师九旅部队开进练兵场(新华社资料照片)。
吕淑君在自己家中(7月3日摄)。吕淑君,原名为桂川君子,1925年出生,是一名日本遗孤,现居安徽合肥。1943年,在日本刚刚完成高小八年级学业的吕淑君随父母离开家乡,前往中国东北,在吉林延边一处开拓团农场里定居下来。两年后,日本战败投降,开拓团的日本团民们大都被遣返或四散逃离。在逃亡中,吕淑君与父母失散,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父母。随后的日子里,吕淑君嫁给了一位解放军干部并进入中国学校,学习汉语、汉字。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才得以再次回到日本与兄长们团聚,但吕淑君已习惯在中国的生活,最终选择定居中国,跟自己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
投影照片为1943年,吕淑君(右二)在来中国前与姐姐和外甥们的合影(吕淑君供图)。
刘桂英在自己家中(7月4日摄)。刘桂英,1920年出生,湖南长沙人。1942年刘桂英以医疗兵护士的身份随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开始对日抗战,她也是中国远征军在1942年5月份开始的野人山撤退中唯一一位幸存下来的女兵。“当时撤退到野人山的时候我们一共5个护士,最后只有我一个人走出了那片森林,其余4位因为饥饿和伤病而牺牲。我们好几万人的部队,最后也就三千来人活了下来。”刘桂英说到这段历史时总是难以掩饰自己的悲痛。退休后,刘桂英居住在安徽省委大院内,2006年中国政府给刘桂英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以表彰她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表现。
投影照片为1942年初开赴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新华社资料照片)。
李广涛在自己家中(7月1日摄)。李广涛,1914年出生于安徽合肥,现居合肥,1936年5月参加革命,1939年10月下旬,李广涛前往苏皖边区参加新四军在当地的抗日斗争。关于抗战,李广涛记忆中一直不能抹去“淮阴抗日82烈士”。1943年3月18日,淮阴刘老庄新四军三师十九团四连的82位勇士,为了挡住日寇对我淮海区党政机关突然袭击,进行了浴血奋战。当时李广涛所在的部队距离82烈士不远处进行支援,但因为日军火力封锁无法进行营救。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过大,四连82位勇士全部壮烈殉国。新中国成立后李广涛一直在合肥市和安徽省内各单位工作至退休,他也不停地为宣传“淮阴82烈士”的事迹而奔走。
投影照片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全体将士群情激昂,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新华社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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