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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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七口人五个是老师
9月8日,孙子田元正在演奏萨克斯《茉莉花》,奶奶和父亲田正非翩翩起舞。当日是中秋节,他们正在举行家庭聚会。
记者 梅垠 实习生 董郝成泽 摄
“现在考试过后家长并不会看到学生的分数,看到的只是我们给出的一个等级评价。”9月8日中秋节中午,就在一家人开始节日聚餐的时候,在南坪实验小学当五年级语文老师的田元又给婆婆和爸爸及老婆念起了他的教育经。
“不给分数,那家长怎么掌握娃儿的学习情况呢?”曾经是玄坛庙小学语文老师的婆婆雷明镜反问道。这样的情况,在这个普通的五口之家经常出现。这一家子,与教育有着不解之缘:93岁的婆婆是曾经的语文教师,62岁的儿子干了一辈子学校后勤工作,30岁的孙子孙媳也分别是小学、中学教师。
婆婆雷明镜:大家都把孩子往她班上塞
教师节快到了,这几天,雷明镜常常接到原来学生打来的问候电话——她的学生中年龄最大的已经年逾古稀,最年轻的也50有余了。
1949年,28岁的雷明镜从湖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来到萧山,到当时的玄坛庙小学当起了教书先生。新中国百废待兴,玄坛庙小学也是由一座庙子改建的,教室是板壁房,教师办公室则搭在戏台之上。在学校的二十七八个老师中,像雷明镜这样科班出身的屈指可数。
1957年,在一所中学教英语的丈夫田仁义被打成“右派”流放西北,雷明镜每月40多元工资成了她和三个儿子唯一的生活来源。为节约开支,母子四人租住了一间仅有9平方米的房子,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藤椅,就是全部的家当。身居陋室,雷明镜却想方设法改善学校的条件。她找来材料,自己动手,将黑黢黢的教室墙壁粉刷得雪白,还坚持每天放学都带着学生将教室打扫一遍才锁门回家。
丈夫被打成“右派”的压力、生活的窘困都没有磨损雷明镜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她将全班分成几个学习小组,组内学生互相督促帮助——这个方法在孙子田元看来,放在今天仍然可行。她还常常去学生家中家访,与家长交流学生情况。“右派”家属没少挨周围人的白眼,但当时就连学校的老师,也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孩子往雷明镜班上塞。
雷明镜的专业和敬业,赢得了学生的尊重,“当时学生喜欢给老师取诨名,就没有人给我取。”雷明镜说。
儿子田正非:退休返聘依然很忙
关于学校硬件的发展,在这个家里最有发言权的当属雷明镜的大儿子田正非。在后勤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田正非负责的就是学校建设。
1977年,田正非刚到南坪中学,那时整个学校只有一栋教学楼,围墙是石头和泥巴砌的,外面只薄薄敷了一层石灰。而最薄弱的是师资力量,“几乎没有大学生”,田正非说,“教育者要先受教育,老师的素质都不高,怎么教得好学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国家对教育事业越来越重视,田正非回忆,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10多年间,学校开始飞速发展:首先是大量引进人才,教育质量逐步提高,生源也渐渐好起来。然后,学校修起了第二栋教学楼和办公楼,还修起了体艺堂、实验室、游泳池。“老南坪中学校园里的树,都是我们一棵一棵栽的。”田正非说。2001年,南坪中学从当时的南坪转盘搬到了现在的白鹤路,新的学校更气派,功能更齐全了。
学校建设发展很快,田正非一直很忙,寒暑假里从来没休息过。几年前他退休后又返聘回了学校,工作依旧很繁忙。
孙子田元:“学生喜欢喊我田哥”
“我的学生喜欢喊我田哥。”提起学生,田元很开心。
第一天进教室,田元就跟学生说:在课堂上,我是你们的老师,在课堂下,我就是你们的朋友。从教8年的田元现在教小学五年级语文,还担任班主任,“这个班的学生从一年级就开始带,感情很好。”有时候下课了,学生们会跑来跟“田哥”玩闹,用手环住他的脖子,或者揉揉他的头发。
“当老师首先要有的就是爱心、耐心、责任心”,这是田元初为人师时,婆婆雷明镜送给他的一句话。那时,学校来了一个插班生,成绩很差,辗转换过几所学校都没有老师肯收。田元回家跟婆婆和爸爸说起这件事,两个长辈都支持他收下这个学生。过后几年,凭借“爱心、耐心、责任心”,田元终于让这个不爱学习,又十分顽劣的“差生”转变了:从不做作业到能按时独立完成作业;从顶撞老师、打骂同学到尊重老师,能与同学和睦相处。毕业后,这个学生还与田元保持着联系。田元觉得,尽管几十年已经过去了,这“三心”仍是当一个好老师的不二法门。
要当好一个新时期的老师,要做的不仅如此。
田元说,单纯以分数来衡量一个学生的时代已经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比考多少分更重要。所以现在期末考试结束的家长会上,田元发给学生家长的不再是写着分数的成绩单,而是对学生成绩进行综合评定后给出的一个等级,“引导家长不要只关注孩子分数。”
今年,这个家的第四代也诞生了,田元两口子决定,要把儿子也培养成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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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高庙村小教师杨锋——
坚守村小近40年 一人扛起孩子读书梦
本报记者 王翔 实习生 张秀强
杨锋做好饭后,和孩子们一起吃午饭。(潼南县供图)
“老师好!”9月1日,潼南县桂林街道新林小学下属的高庙村小如期开学了,但与其他学校不一样的是,这所村小仅有一名老师,他叫杨锋,学生也仅有刚刚入学的9名一年级孩子。
送孩子来读书的高庙村村民却都知道,正是杨锋老师在村小数十年的坚守,才圆了这个偏僻山村里所有孩子的“读书梦”。
其他人纷纷离开,他却坚守村小近40年
高庙村小位于潼南县桂林街道高庙村的一个山坡上,只有一条刚刚硬化的机耕道与村道相连。学校由三栋青砖平房合围而成,但教室大都已上锁,只有一间教室有学生上课。
“其实,这里以前也有许多老师和学生。”杨锋说,1975年,18岁的他刚到这所学校担任民办教师时,这所学校是一所拥有300多名学生、7名教师的完小,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村里新生人口的大幅减少、大量村民进城打工,就读学生越来越少。
到2007年时,高庙村小只剩下不到40名学生,学校老师调走的调走、退休的退休,只剩下杨锋一名老师。桂林街道的新林中心小学想给高庙村小补充新教师,但没有一个老师愿意去。无奈之下,中心校决定撤销高庙村小,将高庙村小的学生全部转到新林中心小学就读,杨锋调到中心小学任教。
但高庙村的村民听到这个消息后却不干了:从高庙村到新林中心小学有5公里山路,要走1个多小时,才几岁大的孩子要走这么远的路怎叫人放心?学生家长纷纷向杨锋求情:“无论如何也要保住村小。”
杨锋只好向中心校领导陈情:只要不撤销高庙村小,自己就愿意继续留下来教书。最后,中心校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高庙村小三年级以上学生到中心校就读,一二年级学生在高庙村小就读。因入学新生太少,高庙村小每两年招一次新生。就这样,杨锋作为高庙村小唯一一名教师,一直坚守到了现在。
教书又育人,他既做老师又当炊事员
“虽然仅有我一个人,但也必须照顾好每一个孩子。”9月3日,当记者来到高庙村小时,杨锋老师正在为刚刚入学的9名一年级孩子上课。时间过得很快,上午10点,迎来课间休息时间的孩子们开始玩耍,而杨锋却没有休息,径直走向厨房,开始为孩子们准备午餐。
“这些孩子离家都很远,每天都从家里带来饭菜,需要我做饭热菜,解决午饭的问题。”杨锋说,现在学校条件好了不少,在政府、热心人和村民的帮助下,买上了电饭锅、通了电和水,而在一年前,他仅是到山坡下的水井挑水,一个来回就要花半个多小时。
忙了一会,杨锋又开始给孩子们上数学、体育课。中午下课后,他又张罗着把学生自带的菜蒸热,然后给学生盛饭,再帮他们洗碗。中午休息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开始下午的课程。最后一节自习课,他还抓紧时间把当天的作业批改了。
“虽然每天都忙里忙外,但能看着孩子们快乐成长,我也十分欣慰。”杨锋如今已经56岁,背有点驼、手也不太好使,但他依然满脸笑容。他告诉记者,作为当地人,能看着村里的孩子一个个健康成长,心里别提有多高兴,这不,前几天就有不少以前的学生发短信来问候他。这几十年间,高庙村小考取知名大学的学生就有50多名。
“我希望能有年轻人能接过我的班。”虽然已坚守高庙村小近40年,但说起未来,杨锋仍有不少忧虑。他告诉记者,他今年已经56岁了,也许这一届就是他教的最后一个班级。但是,两年后,再有学生入学,就将面临没有老师的尴尬局面。他真心希望有其他老师能来高庙村小,延续高庙村所有孩子的读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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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能否让育人者从“指标争夺名利场”脱身
——教师节之际倾听教师心声
新华社记者 郑天虹 王莹 廖君 仇逸
9月9日,山东省烟台市通伸小学五年级四班的学生将自制的贺卡送给老师。
在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山东省烟台市通伸小学的学生通过制作“低碳贺卡”、手写祝福等方式,表达对老师的节日祝福和感恩之情。 新华社发
今天的学校,需要洗净铅华;社会的“师道”,需要返璞归真。
课时、论文、公开课、评分……在论及各级学校片面追求分数和升学率等弊端时,我们的老师实际也被置身于另一个指标争夺名利场:在形形色色打着“科学”旗号的量化考核背后,挂钩着教师们的职称、晋升、身价……
这些指标,真的符合教书育人的初衷吗?种种评定,真的有益于社会的教育前行吗?在第30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冷静的思考、认真的倾听,也许是最好的礼物。
中小学老师:职业“倦怠” 职称“画饼”
因受学生和家长尊敬,教师职业让人羡慕。但与此同时,很多教师却经常抱怨工作压力大,收入低,没有成就感。
辽宁沈阳已工作9年的某高中班主任赵老师说:“教师平时工作很辛苦,不是说强度有多大,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乎相同的日程。有人说老师一年有寒暑假很幸福,但我们平均每天比其他常规的工作岗位都要多干三四个小时,因为回家还要备课、批卷。我们的职业倦怠感要比其他行业更早出现。”
与重复劳动交织出现的是成就感的大大缺乏。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相当多的老师工作10多年都仅仅是中级职称甚至以下,评上副高就几乎到顶了。
2013年底,人社部公布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方案,设置从正高级职称到员级5个等级,依次为正高级教师、高级教师、一级教师、二级教师、三级教师,与职称的正高、副高、中级、助理、员级相对应,并完善与之相配套的评价标准和办法。
然而这项改革的福利却并未显现。在大多数地区,中小学教师无法评正高的瓶颈仍未得到突破,“只是感觉‘画了个饼’,以后评正高理论上有希望了,但具体怎么操作还不知道,前途不明朗”。
广州某中学李校长工作超过10年,但至今仍然是中级职称。他说,“中小学老师能评上副高的也是凤毛麟角,有时是上千老师争几个名额。”
高校教师:科研“大过天” 评教“讨好”学生
对于高校教师而言,“科研”似乎是压在他们身上的头等“大山”。
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教师告诉记者,做科研、评职称占据了普通教师主要的精力。广州某大学教师告诉记者,在她执教的大学,副教授满5年可以申请评教授,有课时、课题经费、文章和三本专著的要求,这对大多数老师而言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文科课题经费,申请到的几率非常低。
记者采访了解到,高校教师个性强,精于专业但往往不谙人情世故。在职称评定、奖金分配、项目评审、学术声誉等方面,碰到的利益冲突和困扰,实际上并不比一个普通人少。
湖北武汉某理工院校的程老师说,对她而言压力最大的是科研。有的学校规定8年之内评不上副教授就要转岗,还有的学校招人开始不给事业编制,规定要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科研任务,才能转成事业编制。
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屈哨兵说,当前整个教师群体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后育意识,即年轻的比年长的懂的要多、要快,这意味着老教师所受的压力比以前都要大。
在国内学术界,大量“高龄”副教授面临着一“副”到底的境遇,工作一辈子到退休甚至去世,都不能转正。以“盛产”年轻教授的武汉大学为例,每年教授名额只有几十个,而教师队伍有3600多人,竞争激烈可见一斑。就在2012年,武汉大学一位副教授为评定职称,与评委会教授大打出手。
而近年高校实行的学生评教制度,让老师颇感无奈。浙江某高校董老师告诉记者:“我们现在根本不敢管学生,因为期末学生要给老师打分,打分的成绩和老师的考核挂钩。所以很多事情老师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要想方设法和学生搞好关系。”
量化指标背离“教书育人”初衷
广州岑村小学教师林美娟工作20多年,放弃职称评定,不写一篇论文,拒绝上公开课,却在今年的教师节被评为广州市天河区的名师代表之一。
自2007年起,林美娟多年来一直坚持只身前往青海玉树高原藏族地区支教;2010年,林美娟在别人不可理喻的目光中怀着“城乡结合地区的孩子更需要我”的信念,毅然放弃市中心名牌学校主动申请到相对偏僻的岑村小学任教,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林美娟对记者说:“评职称,写论文,上公开课,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所做的这些其实并不是为了孩子好,而是为了自己好。我只做一切为了孩子好的事情。”
事实上,传统对老师考核种种不合理的量化指标所产生的积弊,越来越被有关部门所认识。广州市天河区今年创新名老师评选办法,打破常规名教师选拔认定的固有框架模式,取消年龄、职称、论文等诸多条件的限制,注重考察教师的社会影响力和辐射力。
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局局长柳恩铭说:“教育可以推动梦想往前走,名师有个性,在教学中尊重孩子们的天性,教育教学的实践效果显著,不管你是公办还是私立,论文多少,年龄多少,职称大小,名师不问出身。”
专家呼吁,好老师的评价标准应打破职称、论文、课时等量化指标的考核,建立回归教学育人本质的合理标准。屈哨兵说:“好老师应该具备三点:第一‘带得好学生’,得有教育情怀,得有爱,使得学生在这里养护得到最充分的保障;第二‘站得住讲台’,要关注自己的专业成长,你的专业对于教育的深刻理解;第三‘守得住自己’,教师不仅是学生学业方面的引路人,也是学生成长的导师,自己的示范,自己的道德表率,在立德树人方面应该作出更出色的表率。”
(新华社广州9月9日专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