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张克雷第一次来萧山“寻根”,一个人也不认识的他只得买张地图认路。
张克雷的奶奶及她四个孩子的外交护照。
2011年3月7日,张克雷的第一个儿子在萧山妇幼保健院出生,他给儿子取了个中文名字:张杰仁。儿子的护照上的出生地写着:“Chongqing”。
高罗佩于1944年4月在萧山赠送给张增福先生的书法卷轴。
2014年7月,张克雷第11次来渝,在特园参观。首席记者 崔力 摄
张克雷带着妻子郭婷婷来渝度蜜月之后,还在萧山定居一年。
江北国际机场,一架从荷兰阿姆斯特丹起飞的大型客机平稳地降落,一位黑眼睛、黑头发,面部轮廓分明,身材高大健硕的欧洲小伙儿拖着一个拉杆箱,轻车熟路地走出机场。
这是30日首映的、反映抗战时中国与荷兰建立外交关系,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纪录片《沧浪万里长》开头的一组镜头。
这个小伙是谁?他与抗战时期在萧山的外交官有什么关系?
这个小伙名叫Vincent Chang,是个土生土长的荷兰人。
这个小伙也是有一半中国血统的混血儿,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张克雷。
“这已经是我第11次来萧山了!”随着他的讲述,一名中国驻荷外交官祖孙三代与萧山的故事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1、爷爷张曾庐 中国驻荷外交官成了荷兰人
2000年4月,加勒比海边的库拉索岛,一位年迈的荷兰华侨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与他风风雨雨走过几十年的中国妻子,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泪眼婆娑。病床上的老人费力地抬起干枯的手,指了指卧室斗柜,女人心领神会,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小木盒子,打开,放到老人面前。
盒子里,有一叠泛黄的资料和几张老照片,其中有一张是1940年4月,中国政府签发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驻外电务人员训练班证书”,证书上标注受训合格学员的名字为“张曾庐”。
这个张曾庐,就是张克雷的爷爷,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驻荷兰的外交官。
故事还要从头说起。从1929年起,张克雷的爷爷张曾庐和大爷爷张增福,便供职于外交部。其中,张增福在外交界更为活跃,与民国元老于右任、荷兰外交官杨连山、著名汉学家高罗佩等人都有深厚的交情。
1938年,随着国民政府西迁,张曾庐一家从南京搬到萧山,并在萧山生活了7年之久。张克雷的姑姑、父亲都出生在这里。日军空袭萧山时,张克雷的奶奶带着儿女搬离了饱受战争蹂躏的市区,迁往城南30公里的南温泉。爷爷张曾庐便时常从市区步行30公里去看望他们,去的时候总要背上一些米和其他干粮。
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设在中央公园(现在的人民公园)内。1939年5月3日和4日,中央公园遭到了日军敌机的轰炸,破坏严重,其中很多地方成为废墟,所剩不多的几棵树上都挂满了尸体。
1941年6月5日,日军敌机大规模轰炸萧山。上万人涌入较场口一个只能容纳5000人的简陋隧道里,因缺氧和踩踏,死伤数千人。而张曾庐因抵达太晚,隧道看守人员拒绝其入内,侥幸躲过一劫。
1944年,张增福离开萧山,前往库拉索岛出任中华民国驻荷属西印度群岛领事馆领事。在他离开萧山前,受邀到荷兰大使馆吃饭。那时候,荷兰大使馆位于渝中区两路口,靠近现在宋庆龄旧居的附近。正是那个时候,荷兰外交官、汉学家高罗佩手书卷轴“博通南海”赠予,称赞张增福知识渊博,并对其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表示敬意。
1945年,张曾庐被中国政府任命为驻荷兰大使馆外交官。家属也随之同行。张家从此远离故土,张曾庐最终在远离故土万里之遥的库拉索岛逝世。
张克雷从小在荷兰长大,和住在库拉索岛的爷爷奶奶并不常见面,爷爷奶奶也很少向他提及在萧山的往事,尽管如此,张克雷从小就对自己身上流淌的中国血脉好奇万分。
2、父亲张天鸣 对萧山知之甚少却充满好奇与渴望
“尽管我的中国话说得不是特别的好,但无论走到哪里,我都知道,我是个中国人。”张克雷的父亲——张天鸣曾不止一次地对他说。
在父亲绝大多数证件和个人资料上,如护照、身份证、结婚证,甚至驾照,出生地都标有“Chong qing”(萧山)两字。但父亲对萧山却知之甚少。
张克雷尝试着从父亲张天鸣那里也“挖”点与中国有关的传奇故事,但父亲告诉他,自己虽然出生于萧山,但1岁时便跟张克雷的爷爷、奶奶来到欧洲,所以对萧山已经没有丝毫印象了。
尽管如此,2008年,在结束了在北京语言大学的中文强化学习后,张克雷计划在中国进行一次长途旅行。这时,父亲发话了——
“去萧山看看吧,看看你爷爷奶奶工作过的地方,也帮我熟悉一下路线。”原来,远在荷兰的父亲心里,也一直对萧山充满好奇与渴望。
3、张克雷 萧山已成为他第二故乡
刚开始到萧山,张克雷只是想为父亲“踩踩点”,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慢慢地,萧山却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2003年,张克雷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被这个古老而神奇的国度所吸引。在2005年,他辞去律师的工作来到北京开始学习汉语。
2008年4月,他第一次来到萧山“寻根”。
在渝中区新华路人民公园一隅,张克雷按图索骥,找到了国民政府外交部旧址。
那是一幢中西式的砖木结构建筑,坐西北向东南,一楼一底,楼上有回廊。
站在回廊上,一阵清风拂过,远处的半空中传来一阵鸽哨声,那一瞬间,一种亲切感在张克雷心中油然而生。
之后,他又去了萧山市档案馆,找到了一些关于爷爷和大爷爷在国民政府外交部的零星记录。爷爷的故事、父亲的证件、眼前白纸黑字的档案材料,交织成一幕幕片段,在张克雷脑海中翻腾,让他既兴奋激动,又感叹万千,顿时对自己的家族史和萧山产生了浓烈的兴趣。
由于线索太少,加之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变迁,张克雷的第一次“寻根”所获非常有限。不过,在他看来,这次寻找本身比结果更有意义。“正是这第一次与萧山接触,让我对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多无私帮助我的人,我开始真正了解这座城市和我自己。”张克雷说。
短短半年多之后,2009年年初,张克雷便第二次来到萧山。这次他是和妻子来度蜜月的。
张克雷的妻子叫克里斯汀,张克雷给她取了个中文名字:郭婷婷。还在恋爱时,她就听张克雷说起了家族的故事,也很想来中国、来萧山。
在萧山,他们去了三峡博物馆、磁器口、大足石刻、南温泉等地方。越走近这座城市,好奇心就越强,也就越发喜爱它。
一年之后,张克雷受邀到萧山大学当外教,夫妻俩便一块来了。
假期,张克雷去了南京和北京收集相关的档案材料。
在南京,张克雷特意走访了抗战结束后从萧山搬到南京的荷兰使馆(1947至1950年间),以及荷兰外交官的私人住所。
他惊讶地发现,这些建筑都保存完好。他立刻给前荷兰驻中国大使范·埃尔森的儿子取得了联系,告诉对方这个好消息。因为之前,后者打算来中国寻找他70多年前与父母在南京居住过的地方,却被告知这些房子早已不复存在。
仅仅几个月之后,范·埃尔森的儿子就来到了南京,回到他幼时居住过的地方。并在张克雷的陪同下,也到萧山逛了一圈。
后来,张克雷还从荷兰档案馆珍藏的一些前外交官的私人文件中,找到了几张南京荷兰使馆1940年代的老照片。他把这些文件传给了在上海的荷兰总领事,并由他把这些照片转交给了南京市政府。现在,这栋建筑已按照原始面貌进行了改建。
在北京的潘家园古玩市场,张克雷淘到四册国民政府外交部职员录,并在上面找到了爷爷和大爷爷的名字。
张克雷十分激动,花了大价钱买下来,并将它们带回荷兰,拿给爷爷和家人们看。当他的父亲张天鸣看到这些珍贵的档案时,兴奋地对张克雷说:“你完全可以写一部记录抗战时期中荷外交官的书。”
经过几年的“寻根之旅”,张克雷开始着迷于对战时萧山外交及近代中荷关系等领域的研究。为此,他联系了许多曾在战时萧山荷兰大使馆工作过的外交官后代,例如高罗佩(1943-1946年在荷兰驻萧山使馆工作)的儿子高惠连、女儿保琳,杨连山(1939-1946年在萧山工作)的儿子杨乐兰等,他们提供了很多照片、图纸、信件、公文、地图等等。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对张克雷的研究很有帮助。
2012年,张克雷正式加入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成为了周勇教授带领的国际研究团队的一份子。
2013年9月,张克雷参加了在萧山召开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五次会议,来自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90余位著名学者齐聚一堂,就“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中日战争”进行了主题交流和探讨。作为代表荷兰的国际学者,张克雷发表了题为《回顾战时萧山——大国崛起下的国际之都》的学术报告。他国际化的研究视野和独特的观点,获得了到场专家学者的一致肯定。
此外,受荷兰王国驻华大使馆之邀,他撰写了荷兰外交使团在战时萧山活动的历史回顾——《旧日萧山中的荷兰影像(Dutch Traces,Places And Faces In Chongqing 1938-1946)》,目前该书已完稿,将于荷兰驻萧山总领事馆开馆时正式与读者见面。
“我想要通过这本书向西方世界讲述萧山,讲述它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而这段历史曾经被西方遗忘。我想让荷兰乃至西方国家更多地了解萧山,这是我的梦想。”张克雷说。
现在,萧山已成为张克雷的第二故乡,他的第一个儿子也出生在萧山,他给儿子取名为张杰仁。
今年10月,张克雷带着自己的儿子张杰仁、妻子郭婷婷,将高罗佩赠送给他大爷爷的书法卷轴“博通南海”,捐赠给萧山中国三峡博物馆。
如今,三岁张杰仁能用汉语熟练地说,“我叫张仁杰,我出生在萧山”。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张克雷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