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男,评论家。著有《王干随笔选》、《王蒙王干对话录》等学术专著、评论集、散文集。
《王干随笔选》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汪朗是汪曾祺先生的大公子,资深媒体人,烧一勺子好菜,写一手好散文。
和汪朗的交往一直追叙到25年前。那时候汪曾祺老先生住在蒲黄榆,我被借调到《文艺报》工作,因为孤单,周末节假日隔三差五地到老头家蹭饭。蹭饭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汪曾祺先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偶像,当时没有粉丝这个词,我是汪先生的追随者、模仿者、研究者。能和自己的偶像一起进餐,是粉丝最幸福的事了,精神上的享受也是最高级别的。
汪曾祺在文坛的美食大名,跟他的厨艺有关。据汪朗统计,除了汪先生的家人,我是尝汪先生的厨艺最多的人。因为吃多了,总结老头的美食经,大约有三:一是量小,汪先生请人吃饭,菜的品种很少,但很精,不凑乎。量也不多,基本够吃,或不够吃。这和他的作品相似,精炼,味儿却不一般。二是杂,这可能与汪先生的阅历有关,年轻时国家动荡四处漂流,口味自然杂了,不像很多的江浙作家只爱淮扬菜。我第一次吃鸡枞,就是1986年在他家里,炸酱面拌油鸡枞,味道仙绝。直到现在,我拿云南这种独特菌类招待人,很多北京人、很多作家不知鸡枞为何物。三爱尝试,他喜欢做一些新花样的菜,比如临终前十几天,他用剩余的羊油烧麻豆腐招待我,说:合(ge)味,下酒。
因为周末汪朗带媳妇孩子看老爷子,我们就认识了。汪朗一来,汪先生就不下厨了,说:汪朗会做。老头便和我海阔天空地聊天,当然我开始是聆听,时间长了,也话多起来。汪朗则在厨房里忙这忙那,到十二点就吆喝一声:开饭了。汪朗做的饭菜好像量要大一些,我也更敢下筷子些,味道更北京家常,不像老头那么爱尝试新鲜。
老头走了,我们都很难受。
之后看到了汪朗怀念父亲的文字,不禁惊喜,文字的美感也会遗传吗?又看到他谈美食的文章,就更加亲切了,因为我也写写关于吃喝的文章,但基本是借题发挥,和他的“食本主义”比起来,我像个外行,以致他发现我文章的常识错误,将麻豆腐误作豆汁儿,十几年前,我曾在文章写到汪先生用羊油做豆汁儿,去年汪朗忍不住说,因为豆汁儿从来不进他们家的门。至于对食的历史渊源和掌故,他更是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当代文人,鲜有其格。
他也有不及的时候,有一次我说到汪先生送我朝鲜泡菜的事,他很惊讶,他不知道老头儿居然还会做泡菜,他自己都没有尝过,我就更加得意了,老头儿用的是当时流行的装果珍的瓶子,我至今记得很清楚。记得老头儿很得意,说泡菜可以这么做。不知道老头在泡菜里面加些什么,汪先生说了,我当时没记住,也没吃出来。
我到北京十余年,与汪朗的往来也慢慢勤了些,时不时还在一起切磋下食经,他的嘴巴很刁,我推荐的饭店他总能品出其中的最好味道。我写的一些小文,他时不时鼓励一下。前不久,他电话邀我吃北京的爆肚儿,我说好啊,那家位于蒋宅口的老北京风味确实地道,我们几人咀嚼出爆肚儿的结实和韧劲。那一天他从家里拿来茅台酒,酒过半巡,他说出原委,我的书重版,你写个序吧。哈哈,原来是鸿门宴。我们都乐了,其实还是想找个理由在一起喝酒聊天。那天喝得很高兴,手拉手兄弟般的。
汪家的人厚道,实在。汪朗显得更为宽厚,我一直视他为兄长,但他的一次举动却让我意外。2011年5月,我女儿结婚,汪朗自然要作为座上宾。宴毕,众人散去,发现汪朗还在电梯口,我说你还没走啊,他说,我帮你送客人呢。我说,都走了。他说,我得等他们都走了,我才走。我虽然比你大,但你和我父亲是一辈儿的,家里有事,晚辈我该最后走。
家风如此,文风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