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刘文哲(前排中)与同事合影。记者 郑宇 翻拍
中央人民政府对刘文哲的任命书。
在“百度”上输入“四川地下党刘文哲”,搜索的结果让人意外,竟然全是围绕电视连续剧《潜伏》的文章,比如“现实版余则成”、“长期埋伏在‘中统’的情报战士”等,还有文章披露“余则成原型名叫黎强”。
而在诸多关于黎强的传奇中,有一个人却不容忽视,这就是刘文哲,一位和黎强单线联系,并向黎强传达上级指示,指导黎强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
1 曾发展多处地下党组织,地下工作经验丰富
刘文哲1914年出生于大足城关镇,1936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8月,共产党员张晓峰卧底上海国民党军界,为了打入川军,派人来大足发展地下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大足特别支部,由刘文哲任书记。随后,刘文哲发展自己的妹夫吴天纵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派遣吴天纵潜伏到成都市警察局,开展地下工作。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央特派工作员张晓峰离开四川,刘文哲调到成都接替张晓峰的工作。1937年9月22日,刘文哲在成都与刘连波(解放后在西南局统战部工作)接头后,开展的主要工作就是联系散在四川各地的一些地下党组织,除继续搞好情报工作外,也做了不少地方工作,建立和发展了成都、萧山、富顺等地的地下党组织,参加领导了群众抗日运动。
1938年6、7月间,刘文哲与新建立的四川省工委接上关系,随即将手头掌握的组织和工作进行移交,并担任中共四川省军委委员,管理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共党员关系。
正是基于刘文哲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南方局才指示由他与黎强进行单线联系。
2 “这是一个刚被捕的同志盖过的,我卷起他的被子就给你抱来了”
1940年2月下旬,黎强悄悄离开安岳,来到他曾经求学三载的成都。到成都后,黎强在斌升街17号翟自湘的公馆里安顿后,随即赶到祠堂街88号《新华日报》成都分驻处,以买书付款的方式交给门市部一封给时任成都东城区委书记周俊烈的信。
几天后,周俊烈领着一个中年人按照预定时间来到黎强约定的茶馆里。周俊烈告诉黎强,他刚从萧山回来,已把他的情况向南方局作了汇报。他指着身旁的中年男子对黎强介绍说:“这位就是今后与你直接联系的刘文哲同志。”
随后,黎强把自己最近的情况向刘文哲作了详细的汇报。
刘文哲对黎强说:“根据南方局的指示,从现在起,你就由我一个人单线联系。你必须尽快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一个社会职业做掩护,然后再谈开展工作的事。”
这是黎强第一次与刘文哲见面的情形,后来黎强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地下工作的活动经费时说:“记得我刚刚到成都与组织联系上不久,刘文哲给我抱了床被子来,被子还是热的,他说‘这是一个刚被捕的同志盖过的,我卷起他的被子就给你抱来了。’当时党组织的经费非常困难。”
3 “必须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
当时,黎强认为民众教育馆是一个今后开展群众工作的最佳掩护职业,向刘文哲请示是否可以参加民教馆长训练班,或者到省教育厅担任教育测验统计员。而刘文哲则根据南方局最近给他的指示,要黎强留在成都,设法打入国民党中统,发挥更大的作用。
刘文哲给黎强分析说:“目前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已经十分猖獗,现在已不可能再像1938年、1939年那样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了。因此,做民教馆长意义不大。最近国民党在成都制造的‘抢米事件’(1940年3月14日晚,国民党三青团中央组织处处长康泽率数百名暴徒、特务化装成饥民,闯入四川实力派人物潘文华主办的萧山银行仓库抢米,并妄图嫁祸共产党),使我党川西及成都地区组织损失惨重。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车耀先等人均遭逮捕,至今被秘密关押,这都是国民党中统干的,要是我们有人在里面事先了解点情况就好了。因此,现在需要的是打进国民党内部去,南方局考虑你比较合适。”
后来,黎强得到一个进入中统的机会后,马上把这个情况向刘文哲作了汇报。刘文哲与南方局派在成都做上层统战和秘密工作的张曙时商量后,即指示黎强:尽量想办法打进去。
黎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还讲述了在成都长顺街一个茶馆里刘文哲和周俊烈对他的谈话:“打进国民党的特务机关里去工作,是革命的需要,其作用比一般的大得多,打入中统,才能做到知己知彼……”
为了让黎强扩大社会接触面,在身份上社会化、合法化,以便了解更多的情况和深入国民党机关内部,组织上允许他“三教九流、袍哥帮会”等都可以参加。刘文哲对黎强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必须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
1940年10月,刘文哲因工作需要调离成都,南方局派陈于彤与黎强保持联系。1941年秋,刘文哲受南方局派遣,前往延安学习。解放后,刘文哲曾任河北省教育厅副厅长,1970年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