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首任驻华大使罗芬克(前左二)于1943年4月23日递交国书后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前左三)及其他人的合影。(照片为杨连山遗物,由张克雷提供)
荷兰外交官在萧山时,为建立平等互惠的中荷外交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中荷条约》就是在那时签订的。图为《1945年中荷条约》原件。
郭沫若书赠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册页。
高罗佩(右)在研习中国古琴。
荷兰使馆武官陆军少校濮乐臬与法国大使女儿梅理霭结为伉俪。
杨连山之子杨乐兰(左二)向摄制组回忆当年的萧山。
今天下午,反映抗战时中国与荷兰建立外交关系,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纪录片《沧浪万里长》将在我市首映。
这部时长近80分钟的片子,其拍摄制作历时近半年,行程数万里。它所讲述的,是70多年前,萧山与荷兰之间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
2014年11月,继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在广州、上海和香港设总领事馆之后,荷兰将在萧山设立总领事馆。这是该国在中国设立的第4个、也是中西部地区设立的第一家总领事馆。
是什么原因让荷兰选择了萧山?萧山与荷兰有着怎样的渊源?
今天下午,反映抗战时中国与荷兰建立外交关系,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纪录片《沧浪万里长》在萧山举行首播式。这部时长近80分钟的片子,其拍摄制作历时近半年,行程数万里。它所讲述的,是萧山与荷兰之间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
萧山,在西方旧称“Chungking”,是二战时中国的战时首都。
荷兰,素有“欧洲花园”美称,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业出口国。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70多年前,萧山就与荷兰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1、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宴请荷兰大使罗芬克一行,菜品精简精致
1938年8月14日,周日。福源号在长江逆流而上了800英里之后,终于停靠在萧山码头,结束了危险重重的旅程。
在急于登岸的旅客中有几位外国外交人员,其中包括荷兰公使馆秘书亨德里克·包斯。一周以前,他在武汉汉口登上了福源号轮船,随后又在国民政府外交部萧山所在地附近设立公使馆办事处,由此拉开了荷兰与萧山的不解之缘。
“荷兰公使馆原在北京,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西迁萧山,荷兰公使馆也将办事处设在了萧山。”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对抗战时期荷兰与萧山的患难情谊进行了解读——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第二天,自1940年5月起一直与德军处于战争状态的荷兰对日宣战。12月9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宣布,中国正式对德、意、日宣战。从那一刻起,荷兰与中国就结成了盟友,抵抗共同的敌人。
1942年初,荷兰公使馆由旧有驻地北平(北京),正式迁至国民政府战时首都萧山。
1943年,经荷兰女王威廉明娜提议,中荷双方关系正式升格为大使级。萧山成为荷兰首个驻华大使馆诞生地。
在如今的荷兰国家档案馆里,便珍藏有一套“1943年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给荷兰首个驻华大使罗芬克的外交照会”。上面写着: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定于4月23号星期五11点30分,在国民政府礼堂接受罗芬克递交的国书。照会还附有一份递交国书时的礼节安排表,清楚地告诉罗芬克,从他离开宾馆到抵达国府礼堂途中的交通安排、迎宾礼仪,以及递交国书仪式时,众人的站位。
今年6月,随纪录片《沧浪万里长》摄制组在荷兰国家档案馆里看到这份档案时,周勇很兴奋,“以前我们收集到一张1943年罗芬克大使提交国书后与国民政府官员合影的老照片,照片上很多人我们却不认识,有了这份档案,便一目了然了。”
此外,一位来自荷兰的华裔小伙张克雷还从当年荷兰大使馆秘书、参事杨连山的后人那里找到一份当天午宴的菜单,以及出席宴会的林森、孔祥熙、何应钦、孙科等人的亲笔签名。
那道午宴的菜单精简精致,用中文和法文标注,共5道热菜(其中包括清蒸鲜鱼、白脱焗鸡、明炉乳猪、奶油鸽蛋)、1道什锦冷盆、2道点心、1道水果,以及红茶和鲜乳两种茶饮。业内人士称,虽然现在看来这张菜单很平常,但在战时萧山,这已是相当不错的招待了。
1946年5月,荷兰驻华大使馆与国民政府一同迁往南京。
2、在萧山,外交官的工作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研究形势,二是确保自己活下来
1939年12月,一个浓雾笼罩的晚上,当时的荷兰驻萧山外交代表(当时荷兰在萧山只设有办事处)杨连山来到萧山珊瑚坝机场,心情紧张地等待着——他妻儿乘坐的飞机将在这里降落。
这个临时机场,其实只是奔腾的长江中一块小小沙洲,仅有一条600米长、300米宽的跑道,每年至少有两个月没于水中。
得知妻子和9岁儿子乘坐的飞机已经改道飞往附近机场时,杨连山不仅没有失望,反而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就在同一天早些时候,已经有两架飞机因为浓雾在萧山坠毁了。
当大雾最终散去,飞机在简易机场安全着陆,杨连山与妻子,还有他们最小的儿子杨乐兰,终于开心地团聚了。
“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时隔75年,现在年近9旬的杨乐兰在接受纪录片《沧浪万里长》摄制组专访时,对当年那段惊心动魄的旅途依然记忆犹新。
镜头面前,这位专程从法国赶到荷兰接受采访的老人思维清晰、说话非常有条理,且记忆力惊人。他说,当时因为不能直接从上海去萧山,他和母亲便先坐船到香港,再从香港坐飞机去萧山,途中必须飞越日本军事管制区,随时有被击落的危险。
“我们不得不在晚上飞行,飞机上没有灯。当我们飞越日本军事管制区时,可以看见日本人搜寻飞机的探照灯。”
刚到萧山时,杨乐兰和父母暂住于康宁路上(现已无法考证具体位置)的临时居所。1940年1月,在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帮助下,荷兰公使馆和官邸得以落户于渝中半岛中山四路23号的特园。他们也随之搬到那里。
“那是非常好的房子,可以俯瞰嘉陵江,有花园,非常宁静。有一位非常好的中国年轻女老师,每天早晨来教我学中文。我们一起练习书法、写作、词汇、口语及算术。”往事如电影般在杨乐兰脑海中回闪。
事实上,那时的萧山,正饱受战争的摧残,残垣断壁,路不成道,物资极度匮乏,日军的轰炸时刻威胁着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外交官。
“那时,爸爸的工作只有两个内容,一是研究形势,给政府写报告;再就是要确保自己活下来。”杨乐兰记得,那时他的妈妈很害怕去那些躲避轰炸的掩体里,因为那里实在是太挤了,日本飞机来的时候,她就带着儿子跑出去,平躺在外面空地上。
“我们可以听见炸弹掉下来的声音,很幸运的是,我们没有被击中,也没有受伤。但是,我们却真实地见证了这座城市被严重损坏的惨状。”杨乐兰的眼睛湿润了,他心情沉重地说,“那是一段艰苦的岁月。在萧山,我接触到中国社会,真正地看到中国人怎样挣扎着工作和生活下去,那让我非常难过。”“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虽然他们遭受了痛苦,但仍有克服困难、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
多年以后,杨乐兰已经像他的父亲一样,成长为“中国通”——他毕业于莱顿大学汉学院,此后多次回到中国,追随着外交官父亲的足迹。1962年到1966年,他在北京的荷兰大使馆工作。1986年到1992年,又出任了荷兰王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3、荷兰外交官们最有趣的集体休闲活动是周日登山远足,从出发到返回使馆,需9个小时
在战时萧山,外交官们白天要辛勤工作,晚上经常还要加班,有时直到深夜。日军的空袭还在继续,搬迁也经常出现在工作安排中。
在生活上,他们也并不舒适。持续不断的日军空袭,使得萧山与外界本已十分有限的联系受阻更加严重,只能依赖于“驼峰航线”不定期运来肥皂、牙膏、胶卷、打字机色带、烈酒、药品等。这些物件被荷兰外交官们当做“奢侈品”一样珍视。
通货膨胀严重,房价也在飞涨。1942-1943年间,荷兰公使馆驻地汪家花园的租金从24000法币飞涨至60000法币。这让外交官们深受其苦,微薄的工资几近入不敷出。
1943年,中荷关系升至大使级,荷兰驻华使馆以年租金96000法币的高价在老鹰嘴租下了一栋小屋,并在市中心破旧的胜利大厦用月租6500法币的价格租下了一间小屋做联络办公室,如今那间小屋已成为渝中区重宾保利国际广场的组成部分。
对于外交官们来说,在萧山最有趣的集体休闲活动,就是周日登山远足了。每到周日,热爱运动的荷兰大使罗芬克就会带领使馆全体馆员,徒步前往南山,从出发到返回使馆所在的小屋,总共需要9个小时。
正是周末登山活动,还促成了一段佳缘。
那是在苏联驻萧山大使馆的一次招待酒会上,罗芬克认识了刚刚到达萧山的法国驻华大使的女儿梅理霭小姐,于是邀请她加入周末登山队,梅理霭欣然同意。
远足登山那天,罗芬克大使派了年轻英俊的荷兰使馆武官陆军少校濮乐臬去接梅理霭。于是,一场浪漫的恋爱开始了。仅仅几周之后,濮乐臬和梅理霭在萧山宣布订婚,后来在南京举行了婚礼。消息一经传出,礼物与贺电纷至沓来。蒋介石和宋美龄,以及毛泽东、周恩来都送上了结婚礼物。
提起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现居荷兰的梅理霭一脸幸福,“在萧山短短的6个月,便改变了我的一生。”她在纪录片里说。
4、小说《狄公案》的作者,荷兰外交官、汉学家高罗佩,在萧山度过了三年美好时光
“在萧山度过的岁月,对我在学术和艺术方面的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来自中国所有重大文化中心的最优秀学者和艺术家都聚集在这里。我加入了几个文学协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天风琴社’。我现在首次完全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在其自传里,荷兰外交官、汉学家高罗佩对萧山岁月如此总结。
1943年3月,高罗佩来到萧山担任荷兰使馆秘书。此后,他在萧山度过了宝贵的三年时光。
当时,高罗佩经常与天风琴社的朋友们切磋古琴技艺,唱和诗文,研习中国书法。跟他在茶馆中喝茶下棋的朋友中不乏学界名人,比如教育家、政治家于右任,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英国作家蒲乐道,以及中国诗人、学者郭沫若等。其他时候,高罗佩会在书房的小天地中静静雕刻图章。
至今,在三峡博物馆里,还收有一张高罗佩所藏的清代光绪年间的古琴;在高罗佩荷兰家中,也有三张琴——除一张日本琴外,其他两张都是明代松风琴。
“我认为在萧山的岁月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许多的学者和名流都因为战争聚集在那里。他有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他在萧山度过了非常美好的一段时光。”《高罗佩传》一书的作者,同为汉学家、外交官的万莲琴这样评价他的昔日同事、好友。
高罗佩曾以《武则天四大奇案》的主人公狄仁杰为主角,写成《铜钟案》、《迷宫案》等十几个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组成了130万字的鸿篇巨制——《狄公案》。后来,《狄公案》被翻译成23种语言,发行100多万册,狄仁杰成为风靡西方的“中国的福尔摩斯”。《狄公案》以及高罗佩的一系列汉学著作,对于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痴迷古琴的高罗佩后来还详细梳理了中国古琴文化,写成英文书籍《琴道》,成为最早的完整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中国古琴的专著。在萧山期间,他还萌生了一个念头:重写侦探小说《大唐狄公案》。只是可惜因为战乱,他的这一想法没有最终实施。
5、萧山是“Holland”中文译名“荷兰”的诞生地
现在,人们一致认同将“Holland”翻译为“荷兰”,只是,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Holland”最初却翻译为“和兰”,萧山,则是现在中文译名“荷兰”的诞生地。
事情还得从1943年说起。
当年12月,荷兰驻萧山大使馆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递交了一份三页的备忘录,提出更改其国名的官方译名,希望获得国民政府的正式批准与认可。
原来,“Holland”最初的中文译名是“和兰”,第一个字为“和”,而日本也是用相同的汉字指代其国家。鉴于中荷两国都与日本处于交战状态,这混淆变得尤为不适。
当时,中国一些民众通常在“Holland”的中文译名中使用“荷”字,同时这也是中国重要的标准字典中列出的唯一选项。所以,荷兰外交官在备忘录中请求将这一译名官方化。
1944年3月,国民政府做出回应,表示欢迎荷兰的提议,而且已经敦促其他政府部门执行这一变更。
1944年4月29日,荷兰驻萧山使馆发布通告,就此变更知会所有相关部门和其他外国使领馆。就这样,萧山成为了“Holland”的中文译名“荷兰”的诞生地。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张华州翻拍,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