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凯 (萧山)
诗歌的底层关怀与底层写作,本来是一个老话题,但近年来似乎很有些重提的必要。一方面,我们确实看到,关注底层、书写底层、代言底层的诗人和诗作大量出现,让我们感受到诗歌没有失语。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看到,那种轻视底层、无视底层、漠视底层的现象依然存在,在许多惊心动魄的场合,诗人往往不在现场。由此我觉得,重提诗歌乃至文学的底层关怀和底层写作,是与文学的人文关怀、道德关怀和悲悯情怀紧紧契合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毫无疑问,底层一个巨大的实在。底层,原本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理论的表述,这种表述无不打上历史的烙印和时代的特征,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尽相同的。但底层无论何时都是人群的多数、大厦的基石和社会的基础,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存在。它让我们首先想到广袤大地上的农民,他们背太阳过山,扛月亮过河,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日以继夜地耕耘劳作,过着含辛茹苦的生活,是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泪水种出粮食、蔬菜、水果,喂肥牛羊、鸡鸭、鱼鳝,拉进城来供我们享用,他们就是底层。它让我们看到,一代又一代的农民工,他们修了柏油路、水泥路和高速路,但这一条又一路上跑着的奥迪、别克、桑塔纳,有几辆是他们的车?他们盖了许多小区、建了那么多高楼、修了那么多洋房和别墅,但在这一个又一个楼盘里,有几间是他们的房子?他们在宿舍里抱孩子,在小区里哄孩子,在幼儿园接孩子,但一茬又一茬他们带大的孩子中,有几个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就是底层。还有那些大量的失业工人、领取三五百元生活费每天被迫围着麻将桌消磨时间的城市居民,他们因为环境、素质、受教育程度以及各种先天不足、后天贫血的主客观原因,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和跋涉,他们有多少生命和生存的尊严?
这个庞大的社会存在,从社会学的底层概念那里移植过来,就是文学的底层关怀和底层写作,就是诗歌的底层关怀和底层写作,这既是社会学的唯物主义,也是文学的唯物主义,所以,坚定底层关怀、提倡底层写作,是当下诗歌不可或缺的天理良心。那么,为什么我们有相当的诗人对这么一个庞大的存在无动于衷,为什么我们有相当的诗歌对这么一个庞大群体视而不见呢?这不能不说是当下诗歌创作的遗憾。说实在的,我并不反对我们的诗歌到古代的唐朝和宋朝去穿越,到国外的欧洲和美洲去旅行,到小我的眉尖和发梢去抒写,到上流的台前幕后去耕耘,但作为读者,我更欣赏、更赞成、更希望我们的诗歌,更多地到现实的田野和工地去穿越,到自己的城市和乡村去旅行,到大我的田地和森林去抒写,到底层的人物和事物去耕耘。作家也好,诗人也罢,抒情也好,叙事也罢,不管你站得多高,想得多深,望得多远,你都永远是大地的儿子,底层永远是你的基石和依靠,永远是你诗歌的基石和依靠。所以我们不能不认为,这仍然是一个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仍然是一个诗歌写谁、为谁写、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需要一次次重三搭四地言说那些有关性质、任务和方向的话语,仅就诗歌的本身的情感而言,也应该放下身段,眼光向下,躬身底层,因为在我看来,底层这个巨大的社会存在,就是我们的父老乡亲,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有时甚至就是我们自己,至少,它是我个人走过的脚印、成长的履痕和生命的记忆。我想,这对当代诗歌而言,恐怕是应有的责任所在、使命所在、道义所在、良心所在。
我还坚定地认为,底层关怀并不是居高临下。对于诗人和诗歌而言,如果带着一种俯视的心境和角度,把底层当作“现代思想”的入口,下去走一走,看一看,写一写,用底层题材来阐释现成的思想内容和诗歌概念,就是底层关怀和底层写作,那就错了。一幢大厦,只有地基才能入泥土,因为它不是体验性的,而是植入性的,它本身就是泥土的一部分。只有既走下去又走进去,把诗人的身和心都植入底层,才能走进底层的内部,观察底层的细部,体验底层的深部,真正同底层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从底层的土壤里冒出不带预设概念的诗行,才是真正的底层写作。再读一读傅天琳为下岗女工怜惜和呐喊的《断了》吧:“老姐妹告诉我,断了/四十年的枝枝叶叶/在一个下午嘎吱一声断了/大额两万块/区区两万块/果园姐妹跟果园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听见我挂满鸟鸣和雨水的天空断了/骨头,根,断了/我的芬芳,我的气息断了”。如果没有那种与果园姐妹在血肉与心灵相生相融的深入骨髓的底层情怀,傅天琳能写出这般让人潸然泪下的诗句吗?再读一读刘立云在《烤蓝》中的《闲暇时数数子弹》吧:“……就像每次发起进攻之前,我必须/数清楚我面前的十个士兵/他们可都是我的兄弟/年少气盛,也像一排子弹那样在蓝天下/竖着,怒放金灿灿的光芒/而我知道走进战争的人/有如飞向战争中的子弹,当他们呼啸而去/这时你的手指就断了/这时候如果拾起一枚弹壳/你将看见它在滴血,在呜咽……”如果不是“在这支队伍里行军、宿营、睡它坚硬的铁床,踢它用尺子量过的正步,怀抱着枪支每天都在等待着战争的来临”,刘立云能写出军队底层这种活生生血淋淋的烤蓝诗吗?
如果再进一步,把充满底层关怀的“写底层”变成底层写作的“底层写”,那就更难能可贵了。让我们再读一读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打工诗歌吧:“进入城市的赌局,赌注就是自身/名字是唯一的本钱/扣留,抵押,没收/所有防范和惩罚都离不开交出身份证/打工的如丧家之犬,作为名字的人质/他时常感到,名字对自己的敲诈”(刘虹《打工的名字》);再介绍一首反映了当时问题成堆的农民工问题的诗歌吧:“农民问题/坐火车问题/买票问题/挤车问题/……吃饭问题/干活问题/干什么的问题/到哪里干的问题……”(谢湘南:《农民问题》),这就是当时的也是当下的“农民问题”。这些诗歌,之所以有淋漓鲜活的震撼力,是因为它们大多是打工者的打工诗,是地地道道的写底层和底层写。
这就是诗歌底层关怀和底层写作的巨大力量。这就是今天的诗歌乃至整个文学,需要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底层关怀和底层写作的现实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