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80后、90后为代表,约有1亿人的新生代农民工,正涌入城市,紧跟城市(镇)化的步伐,他们正以每年800万-900万人的速度递增,未来10年,该群体的总人数将达2亿。尽管这一庞大的群体进城了,但户口、住房、社会保障等难题并未让其真正融入城市。昨天,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常委、萧山市委专职副主委韩建敏提出“关于破解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难题的建议”。韩建敏就该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三道屏障”有待破解
记者: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趋势难以阻挡,但是,他们从农村人到城市人的角色转变中,是不是已具备必要条件,城市是否已做好接纳的充分准备?
韩建敏:农民工融入城市,既是地理空间上迁移,又是逐渐适应城市生活、从心理上认同城市的过程,将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同龄劳动力转变,由个体纵向比较转向群体横向比较。
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所受教育高一些,不过,其就业期望值、物质和精神需求也高,而工作耐受力却低,部分人心理承受力不足,综合素质还有待提升。他们想摆脱务农的艰苦与落后,进城的渴望强烈,但城市却并未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记者:目前,他们想融入所工作生活的城市,主要有哪些障碍?
韩建敏:虽然他们已进城,很多人却并未享受到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危机感常困扰着他们,于是,心理归属感和生活自信心的缺失,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可见,社会保障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第一道屏障。
就业歧视、克扣或拖欠工资、超强度的加班作业、恶劣的工作及住宿条件,甚至无理由的解雇行为,仍在继续,新生代农民工合法权益难以保障,应是其融入城市的第二道屏障。
作为城市的建设者,在现有政策下,农民工并非城市资源、利益的享有者,存在诸多与城市居民的不对等之处,户籍制度也使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城乡之间”的尴尬地位。一些政策因素导致的不对等,应是他们融入城市的第三道屏障。
两大应对之策可用
记者:若要撤除这些“壁垒”,需要什么平台及措施?
韩建敏:应让新生代农民工达到适应城市节奏的水平,那就要构建各种社会组织,并让其搭建各种平台,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升综合素质,改变他们的“边缘”地位,消除其城市的陌生感和距离感。具体而言,劳动保障部门应消除在城乡、性别和地域方面的就业歧视,建立起促进就业和失业保障的机制。教育部门应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职业技术能力。
其次,打破城乡社会二元分裂结构,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身份转换。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他们在脱离土地后,失业有“低保”托底,退休时有养老金,病有所医,保障他们居者有其屋,其子女入学不受“特殊对待”等。
本报特派记者 唐孝忠北京报道